20世纪70年代，袁隆平在办公室。

■史晓雷

到今年5月22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离开我们5年了。在袁隆平院士去世的2021年，我的工作单位调到了湖南农业大学。这里与他生前的工作单位——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近在咫尺，也因此我时常听到与袁老有关的丰富多彩的故事。2023年，在湖南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学校专门在老图书馆的二楼辟出600多平方米的空间，开设了袁隆平科学家精神展示馆。我所在的通识教育中心正好负责该馆的运维。得工作之便，我时常翻阅袁老的一些资料，常读常新，最近发现袁老一生与数字有一些独特又有趣的关联。

以数治学

提到数字，我先讲一个袁老与数学的故事。他在重庆读中学时，一度困惑于数学课上的乘法运算法则。他回忆说：“正正得正、负负得正，这使我感到很难理解，正数乘以正数得到的是正数，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也得正数？”老师也无法解释，便告知这是一种运算法则，只需要记住。

渐渐地，他对数学失去了兴趣，有时整个晚上一个题也解不出来。好在同桌林华宝数学在行，两人便达成协议，袁隆平教林华宝游泳，林华宝教袁隆平数学。后来两人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就一段佳话。

不过，数学没学好并没有妨碍袁隆平后来娴熟地运用数字凝练科研成果或提出设想。1966年，他在《科学通报》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提出了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育种思想，开启了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到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后来，袁隆平又总结出“三系法”杂交稻的“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在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三个阶段的战略设想，从三系法、两系法再到一系法，朝着由繁到简、效率逐步提高的方向发展。

1995年，由我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获得成功，比同熟期三系法杂交稻增产5%至10%，且米质更优。随着杂交水稻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2018年，他将原来的三阶段论修正为“五代”论，最高阶段是利用无融合生殖固定水稻杂种优势的第五代杂交稻，目前已进入大田试验阶段，成果表现优异。

在水稻丰产方面，2006年袁隆平审时度势提出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简单说就是种三亩超级稻的产量，是原来种四亩普通稻的产量。2008年9月初，袁隆平到安徽芜湖六郎镇“种三产四”示范基地考察。当得知亩产700公斤后，他兴奋得手舞足蹈，笑着说：“你们这块田往年亩产500公斤，今年700公斤，三七二十一，我们三亩收四亩的产量，还多出100公斤！”以湖南省为例，2007到2017年，“种三产四”工程累计增产稻谷近百亿公斤。

在“种三产四”的基础上，2013年袁隆平又提出粮食高产的“三一工程”，即用三分地年产粮食360公斤，支撑一个人全年的口粮。“三一工程”有多种模式，比如双季超级稻、一季超级稻加马铃薯、春玉米加一季超级稻等。

湖南省2018年启动“三一工程”，到2020年第一期结束，各种示范模式周年亩产粮食折合原粮1200公斤以上，达到了预期目标。

2020年11月，袁隆平在出席第三代杂交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新闻发布会上又提出，希望能将“三一工程”变成“两一工程”，也即实现两分地年产粮食360公斤。袁老这一遗愿目前还在攻关的道路上。

以数为趣

生活中的袁隆平也善于利用数字、应用数字。他家有三个儿子，老大因为是五一节出生的，小名就叫“五一”。等到老二、老三出生后，就直接顺延了老大的小名，依次叫“五二”“五三”。

最有趣的是，他还善于将水稻科研的某个数字特征与身边科研人员的名字联系起来，以绰号称之。水稻育种专家邓启云是他的学生，2002年选育了一种每个穗谷重8克的超级稻品种，袁隆平此后便诙谐地称他为“邓八克”。

还有一个“金23”的故事。“金23A”（选育编号）本来是20世纪90年代湖南常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李伊良、夏胜平等人选育的我国第一个优质三系不育系品种，开创了我国杂交水稻既优质又高产的先河。由于在“金23A”选育与示范过程中，夏胜平多次向袁隆平请教而相熟，袁老每次在同行专家面前都称夏胜平为“金23”。夏胜平后来深情回忆说：“我从事杂交水稻研究30余年，获得过多项国家奖励和荣誉称号，但袁老师叫我‘金23’，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勉励与肯定。”

从不谙“负负得正”的懵懂少年，到“杂交水稻之父”与“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将精炼的数字融入了他矢志一生的杂交水稻事业。这些数字不仅勾勒了杂交水稻发展的蓝图，也辉映着他幽默风趣、简单率真的人生。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